导读：
　　当前及下半年经济金融形势热议
　　下半年政策从何着力？
　　房地产市场调控何去何从
　　当前是转方式、调结构的有利时期
　　如何"区别对待"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如何应对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两难"问题

　　如何研判当前和下半年经济金融形势
　　李连仲（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
　　对下半年经济形势的预测和展望，我认为比较复杂，一两句难以说清楚，需要进行深入分析探讨。
　　关于对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的判断。美国和欧洲当前的经济形势比较复杂。美国经济究竟有没有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现在还不能下结论。据统计，美国现在家庭资产纯收入减少14万亿美元，失业率已经达到了10.1%，政府债务占GDP的80%。那么，现在我们面临一个什么问题？一些国家大量印钞票，这使世界宽松货币政策面临一个危险，通货膨胀正在世界范围内酝酿。在没有商品保证的情况下先把钞票印出来，又不能通过商品销售及时回笼，就会导致通货膨胀。按照通胀规律，多印发的钞票流通到市场上，要在一年到一年半时间形成通货膨胀效应。因此，我认为明年上半年是形势比较复杂敏感的时期。
　　欧盟当前的形势也很复杂，也不能说渡过难关。欧盟虽然也出台和实施了一系列拉动内需的政策，但是其侧重点和我国不一样。我们投放的4万亿元人民币是放在发展产业上，而欧盟是放在发展居民福利方面。欧盟国家普遍实行高福利政策，有的国家工人凭工资就可以过"皇帝"般的生活。为了渡过危机，希腊不得不向欧洲银行借款，欧洲银行则要求希腊把财政赤字降低到3%。为此，希腊政府不得不降低最低收入标准，从700欧元降低到600欧元。希腊老百姓认为危机的出现是因为政府宏观调控出了问题，政府应该承担责任，减少财政赤字是政府的事，而不应降低居民收入水平和幸福指数，于是就上街游行，包括警察也参加了。希腊政府只好要求欧洲银行援助7500亿欧元，希腊和西班牙政府发债。发债只是把矛盾的解决推迟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国经济发展以及外贸与欧洲国家经济关系密切，据测算，我国与欧洲的贸易额占我国外贸总额的20%左右，对我国居民消费和投资的影响举足轻重。
　　现在我国南方正在闹水灾，受灾人口达1.13亿，导致食品、蔬菜、肉类价格上涨。在分析展望下半年经济形势时，要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
　　关于小企业的问题。《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即"非公36条"发表以后，国际上的评价都非常好。发展小企业对于社会稳定有着积极的作用，小企业安排社会就业的贡献率是75%，对GDP的贡献率是60%以上，对税收的贡献率差不多占50%。要让居民增加收入，首先就要让小企业获得发展。我们国家的小企业总量很大，但是按照平均概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国际上，发达国家小企业数量概率是每一千人45个，发展中国家平均25个，而我们国家一千人是11个。
　　小企业现在遇到的主要问题是融资难。现在银行主要是为大企业、国有企业服务，小企业却没有小企业银行给予服务。应该大力发展小企业银行，应该考虑让民营企业资本进入金融领域。要积极发展为小企业服务的银行，针对服务小企业银行的管理办法要比对大企业服务的银行相对宽松。我认为应探索、发展符合中国国情的、为小企业提供良好金融服务的小银行发展模式。
　　夏斌（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
　　针对去年底今年初资产价格上涨过快，通胀预期、地方债务系统性风险、银行资产面临的一些问题，政府开始出台一系列政策，目前看调控效果正逐步显现。一季度GDP增长11.7%，二季度增长10.3%，同时国内多数机构预测，三、四季度的增速还将逐季回落，全年呈"前高后低"的态势；关于CPI，多数机构已将预测下调，全年控制在3%左右没有问题。
　　从趋势看，明年经济增长形势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将甚于今年，鉴于此，下半年的政策趋向应坚持上半年调控的正确方向不动摇，坚持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连续性、稳定性、灵活性和针对性"的原则，同时密切关注形势变化，在确保社会能承受的经济增速前提下，进一步把握好调控的节奏、力度，继续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通俗讲，调控的方向要坚持，调控的艺术要灵活。
　　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最大的冲击，是对原有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而且，其负面影响不会是短期的，今后若干年内仍会继续。因此，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是中国今后一个时期确保经济稳定增长的关键，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保障。如何在采取上述短期政策的同时，抓紧启动相关长期性的制度改革，至关重要。特别对有些已有把握的制度应抓紧落实，这对解决短期问题同样重要。各种分析已表明，明年的中国经济比今年更复杂、更困难，因此加快有关制度的改革，形势更为紧迫。
　　这些制度改革包括：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包括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降低服务行业税率的税制改革；涉及结构调整中城镇化建设这一重要"抓手"的有关制度改革等等。
　　这里要特别强调两点，一是应该要求政府有关部门对照新公布的"非公36条"，抓紧制定落实细则。将落实、修改的细则报告国务院，并把需要改善的细则内容公布于众，以利于社会对其监管，使民间富余的资金寻找到投资出路。这既能减轻炒房资金的压力，又可减轻地方政府投资项目资金缺口的压力，同时也可起到替代今年可能因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而形成的投资缺口的作用。二是应通过盘活、撬动国有资本存量，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目前，一方面，仅中央级工商、金融企业净资产按市值计，有六七十万亿元（不含地方的）；另一方面，鉴于目前财政赤字已约3%的水平，可以推断，今后若干年内财政当年收入的状况，也是难以尽快满足扩大民生、扩大消费的结构调整支出。因此可采取以下两条措施：适当提高和扩大中央、地方企业国有资产分红的比例和范围；在研究好中国经济不同发展阶段国有企业战略控股原则的基础上，除对仍需保持绝对和相对控股比例的股份外，其余股份可有计划地在市场上标售、套现，集中用于加快社保体系建设。这不仅可以减缓近期部分产能的相对过剩、帮助民间富余资金找到投资出路，而且有利于现在及今后我国在出口减少的情况下，形成国内自身消费-投资的良性循环，有助于中国经济尽快地渡过当前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痛苦期。
　　盛松成（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行长）：
　　我认为当前形势良好，而且前景乐观。形势好，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速度快。上半年的GDP增速（11.1%）不但比去年同期（7.1%）明显提高，放在改革开放30多年里看，也是一个较快的增速。二是动力足。内需外需比较活跃，"三驾马车"并驾齐驱拉动经济增长。三是价格稳。CPI（2.6%）仍处于温和上涨范围。四是货币信贷回归常态。其中，M2连续7个月回落，已接近17%的目标增长率。新增贷款占全年调控目标的61.7%，投放总量和节奏符合要求。同时，至少有三点理由可以让我们对我国经济前景保持乐观：第一，国际环境好于去年。尤其是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有不同程度的复苏，比较有利于我国出口恢复增长。第二，部分指标回落是主动调控的结果。投资增速回落与严控新上项目密切相关，压缩过剩产能和加强节能减排，直接导致了工业增速回落。第三，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仍然高涨。经验表明，有这个因素支持，只要不出现大的外部冲击，我国经济就完全有能力实现持续较快增长。
　　贾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今年财政收入呈现典型的前高后低，由于基数和其他原因，一季度增幅接近40%，上半年合计已回落到27%左右，乐观预计全年是在17%左右，谨慎预计则可能要低到13%左右，这样增速在今年是比较合适的。关键问题是财政政策怎么跟货币政策配合，维护全局相对平稳，同时深化改革推进制度建设，还有很多事情需要进一步研讨。近两年实行积极财政政策过程中发行地方债的措施，有制度建设的重要意义，应跟踪总结经验。建议在今后结合修订《预算法》等法制建设和管理中改进，将我国地方债的发行逐渐常规化，以"阳光融资"形式一步步置换、替代风险不易得到有效控制的地方隐性负债。
　　目前运用经济手段加大力度调整结构、淘汰落后产能、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是较好的操作时间段。建议新疆资源税改革试点中在原油、天然气两项先行启动后，抓紧研究、优化后续方案，不失时机地扩大这一改革的区域覆盖面，并争取把税基扩大到煤炭等资源的开发领域，同时积极推进煤价与电价通盘考虑的资源-能源价格形成机制的配套改革。资源税负从产业链上游向中下游的传导，正是经济杠杆促进节能降耗机制的作用过程，方案设计在其量度上，需掌握为大多数企业经过努力可以继续发展，少数企业在新的压力下被淘汰出局，于是这个改革就成功了--因为所淘汰的，正是应在公平竞争中去加以淘汰的落后产能。这个新增税负，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传导到最终消费品，进而会促进人民群众消费方式"低碳化"，在这个视角上政府所需要做的，主要是适时适度提高低保标准，使最低收入阶层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不下降。
　　王松奇（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中国的经济形势变得愈加复杂，这对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带来了严峻挑战。针对经济形势的这种高度不确定性，我认为，今年下半年货币政策应针对短期经济情况进行微调。这既考虑了货币政策的效力区间，又考虑了中国经济的实际。微调的方向应该是适度放松，因为之前的部分调控现在看来稍微有些过紧了，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较为明显。特别是，受金融信贷调控的制约，现在多家商业银行都出现了流动性紧张的局面，甚至出现了争相拉存款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目前最简单的做法就是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可以向银行系统释放必要的流动性。同时，可以在人民币汇率上有更大的作为，通过汇率手段来为国民经济服务。对于国际经济形势，我认为国际波罗的海干散货综合运费指数（BDI）可以作为重要的参考指标。BDI指数是目前世界上衡量国际海运情况的权威指数，是反映国际间贸易情况的最重要先行指标。如果该指数出现显著的上扬，说明各国经济情况良好，国际间的贸易火热；反之，则说明国际经济情况低迷。上周BDI平均指数1752点，仍然在低位徘徊。这个指标不涨，国际经济很难有涨的形势。所以，从国际形势看，情况并不太乐观。
　　对于中国而言，应该按照温总理说的，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为此，需要让商业银行有更多流动性，在放款上比现在稍微自由一些。有些指标不要看得太死，特别是对于往广大中西部投放，如果指标紧，就不利于整个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保持较快发展不一定影响调结构，可以通过多种约束机制和激励措施，来刺激商业银行在信贷投放结构上进行调整。
　　苑德军（中国银河证券公司研究所执行总经理德军）：
　　下半年以至明年的经济减速似乎已成定局。一些人由此看空中国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前景深感忧虑。个别学者甚至预言明年GDP增长率会降到7%以下。在我看来，这种看空中国经济的观点，实不可取。
　　在连续30年保持年平均9.8%的高增长之后，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些因素正在发生重要变化。调结构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调结构是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增强中国经济发展后劲、实现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需要，是一项长期性任务，要使中国经济走向良性、健康发展的轨道，持续保持较高增长，调结构的力度必须加大。而调结构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淘汰落后产能，压缩产能过剩的一些传统产业的投资，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而传统产业投资下降，必然会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目前经济仍主要依赖投资拉动的情况下，这又必然会影响经济增速。虽然国家非常重视新兴产业的发展，有关新兴产业的发展规划将陆续出台，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也将不断推出，但新兴产业的投资扩大和产能扩张都需要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在目前的产业结构调整期内，传统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步下降，但新兴产业还没有成气候，无法在国家的产业群中居于主导地位，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还较低，无法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不同产业的地位和作用转换，是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从长期看，调结构毫无疑问有利于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但短期内则势必会对经济增速产生影响。这可以看作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发展方式转换过程中必须经历的"阵痛"。
　　除调结构外，资源和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硬约束，人口红利和制度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减弱，也是导致经济减速的客观因素。
　　还必须认识到，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在经历了较长时期的高增长之后，都会减速进入平稳增长阶段。这种经济增长阶段的位移变化和经济增速的差异性，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实践看，也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经济高增长可以持续50年甚至更长时间。因此，经济减速是正常的。我们要全面地、科学地分析导致中国经济减速的各种因素，客观看待中国经济减速，不要面对可能出现的经济减速惊慌失措。
　　其实，即使经济减速，程度也不会很大，不可能大幅下滑。面对可能的经济减速，政府应采取有力的宏观政策措施，尽可能稳定经济增长速度。当前，要把启动民间投资放在重要位置上，实实在在落实"非公36条"，真正消除各种市场壁垒，使民间投资能够不受限制地进入垄断行业，能够自由参与对国企的并购重组。特别是要加大各方面的改革力度，充分发挥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宗良（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首先是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今年初我们对全年的经济走势作了一个预测。大体上讲，第一、二季度实际增速和我们的预测一致。第三季度我们预测为9.4%，第四季度8.5%，全年9.5%。和上半年相比，下半年可能出现下滑势头，原因主要在两方面：一是和房地产调控、地方融资平台等因素相关，当然也包括对高耗能、高污染行业信贷投放的限制。二是出口受到影响，这主要和发达国家消费能力有关。现在美欧等发达国家债务状况都不容乐观。这些国家的收入越来越少，但支出却越来越多。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短期问题，而是一国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面临的一个结构调整的长期问题。总体来讲，我们认为在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下，经济将会平稳增长。
　　其次，谈谈对西部开发的三点看法。第一，我认为西部开发会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调节器"。具体来讲，就是当经济发展速度有所下降的时候，我们对西部的投资可以适当加速；而一旦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则可以控制一下投资的节奏。最近我们对西藏进行的调研发现，大部分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将是一个长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今年建还是明年建，问题应不是太大，因此可以在投资速度上依据整体经济发展需要、在不影响西部开发总体进度的情况下做适当调节。第二，西部开发对我国发展结构转型意义重大。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成就巨大，但各地区的发展也很不平衡。以信贷结构为例，目前深圳的商业银行信贷中个人贷款已达到40%以上，而全国这一比例平均是20%左右。我们应利用各地区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这一点，通过西部开发实现产业转移和平衡发展。第三，通过灵活的金融政策发挥商业银行在西部开发中的作用。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而言，通过商业银行，比如信贷投放来支持、推动经济发展，是积极和正面的。2005年至今，除2009年，银行信贷增速基本保持在17%左右，信贷投放总体上是比较合理的。中国面临的情况跟西方国家不一样，西方国家基础建设早就做好了，而我们很多东西还没有建，因此完全靠财政投入是很难操作的。在当前经济结构调整的背景下，通过灵活的金融政策，利用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来推动经济发展，特别是西部开发意义重大。我们对西藏的调研发现，中央推出的有关金融优惠政策对于当地经济发展的效果非常好，信贷投入增加较快，信贷结构不断优化，金融服务水平大幅提升，有力地促进了西藏经济发展。在政策设计上，我们未来是不是可以更大胆一点，比如在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上半年，考虑设计一个信贷额度控制的差异化政策，也就是说银行的信贷额度在不同地区可以做一些不同处理，比如在西藏等西部地区就可以有10%的折扣，从而引导资金投入，支持当地经济的发展。
　　孙祁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
　　总体来说，上半年保险业发展态势不错。据官方公布的数据，保费收入7999亿元，同比增长33.6%，增速较上年同期提高27个百分点。财产险公司实现承保利润39.6亿元，车险业务扭亏为赢。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余额4.17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1.3%，保险公司实现资金运用收益755.2亿元。保险业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原因：一是宏观经济本身的良好态势，二是基于保险业自身的经营规律。
　　首先，从宏观经济来看，一般而言，保险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相关关系，但根据我们最近做的一份研究表明，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的表现有很大的差异。由于发达国家的保险市场已经趋于成熟甚至饱和，其周期性波动受保险市场自身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大，而与经济波动的关系则相对较弱；而新兴市场受经济周期的影响则非常显著，重要经济变量的周期波动是保险业波动的重要来源，可以说，经济波动对保险业的波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我国的情况更是如此。从过去30年的发展来看，无论是保险业整体，还是寿险业和非寿险业，其波动都与当期经济周期高度正相关。具体来说，中国的保险周期顺经济周期，顺固定资产投资周期，顺国内总需求周期，顺利率周期，但反股市周期。我国上半年总体经济形势发展不错，由此给保险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其次，从保险业自身的经营规律来看，保险业的当期发展与前期发展也具有较强的相关关系，因此，前期的发展必然会对后期产生"惯性作用"。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已经积累了较好的基础。这由以下几个方面反映出来：一是保费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它所代表的是相对稳定的投保人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发展会呈现出一种"扇形状态"，形成一种"自发展"趋势，保险的覆盖面会越来越广；二是市场基本制度的建设已经初步完成，虽然还需要不断地完善；三是市场结构已经呈现出垄断竞争型的特征，竞争的程度在不断加深；四是资产规模增长的速度越来越快，保险资产突破1万亿元（2004年）、2万亿元（2007年）、3万亿元（2008年）、4万亿元（2009年）分别用了24年、3年、1年和1年，这表明保险资产扩张的能力在急剧增强；五是行业防风险的能力在不断提高，这包括保险公司识别风险的能力、评估风险的能力、选择应对风险的方式和应对风险的能力等各个方面。
　　然而，正如任何事物都有两个方面一样，经济发展的态势和保险业自身的"惯性作用"在给下半年保险业发展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可能也会带来很大的挑战。
　　从经济发展面来说，目前全球经济发展的态势仍不稳定，这无疑将给企业的经营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根据我国保险周期与经济周期相关性很强的这样一个特点，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就需要特别注意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像利率、汇率等其传导机制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目前保险业的整体规模及其与国民经济的前、后向联系较之行业刚刚恢复之初、或者说10年前甚至5年前都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从保险公司的产品种类更加多样、保险行业更加国际化等方面表现出来，因此，经由利率、汇率、股市、国际资本等指标对保险行业发展的影响反过来可能又会对宏观经济产生一些作用，或者说放大一些负面影响，加剧波动性。
　　下半年保险业的发展总体还是会保持一个较平稳的增长速度。除了良好的宏观经济态势、保险业当期发展与前期发展的关系所产生的"惯性"作用以外，一些监管政策的出台对行业发展应当说是利好消息。比如说"预定利率"的放开；比如说从原先的5家保险机构可以开展利率互换业务到允许符合条件的保险机构开展利率互换业务的政策松动等，当然，在放开的同时，需要特别注意防范风险。但与此同时，行业发展的瓶颈和问题也很多，比如说增长方式的转变。目前特别突出的问题是，在股票市场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保险业面临着很大的两难：巨额保费进到保险公司，但"出口"不畅。投资问题不解决的话，保费增长速度越快，行业发展的隐忧就会越大。另外一个问题是假机构、假保单、假赔案的猖獗。据保监会公布的数据，自2009年7月至2010年5月，保险业共发现和查处各类假冒保险机构案件32起，各类假冒保单20万余份；各类虚假赔案16000余件。全行业向公安机关移交并立案侦察的"三假"案件149起。这是揭露出来的，我感觉没有查到的可能更多。如果"三假"问题得不到遏制，会从对投保人利益的损害、对保险业形象的损毁、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威胁三个方面对行业的进一步发展造成重大危害。
　　吴晓求（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
　　中国经济应该说从2009年开始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中国经济是一个总量扩张式的增长方式，2009年给了我们一个教训，使我们体会很多，中国的经济是需要转型的，仅靠总量扩张是会有问题的，有巨大的风险。2009年以后，中国经济开始步入增长方式和结构调整的漫长、痛苦的过程。从总量扩张到结构转型，的确是一个痛苦的复杂的过程，所以我想从2010年开始，也许需要3年甚至更长时期，中国经济沿着结构转型这个轨道往下走，其间面临的问题会很多，很复杂。从目前看，中国经济面临外部更加不确定、内部更加复杂的这样一个双重的困难、问题和矛盾。
　　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具不确定性，对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虽然采取了很多技术性的财务救助措施，但是危机只是延迟了，危机产生的经济基础和制度结构没有变化。欧洲建立欧元区，是欧洲国家货币或经济制度结构上的重大突破，但也给未来欧洲经济带来了巨大的风险点，这是由欧元区内部不平衡带来的。欧洲经济基础和制度结构没有变，创造财富能力和享受财富的规模不匹配，财富总是要有人创造的，财富享受超过了创造能力，一定会出问题。最后，必然是财富创造与财富分配的不平衡，未来世界会步入一个货币动荡的时期。将可能从债务危机、金融危机，演化成经济危机，最终变成货币危机。所以，当经济基础和制度结构没有改革，欧债危机会演化为欧元危机。因此，中国经济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严重性正在加剧。欧洲制度结构是有缺陷的，欧元区的政策结构失衡了，便会导致经济复苏缓慢。欧元区主权国家有独立的财政政策，但是没有一个相匹配的货币政策，这种情况之下，这些国家要实现一个比较好的经济复苏是困难的。
　　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还是来自于内部结构调整的复杂性，因为我们的确步入到一个结构转型之年，或者增长方式转型之年。这个结构调整是什么，增长方式转型是什么，没有说得特别清楚。我想应该包括这么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就是制度转型。未来经济增长过程，国有资本比重应逐步下降，否则谈不上转型。
　　第二是经济增长动力来源的转变，我们要从原来过度依赖外部需求，在特定时候过度依赖投资的经济增长方式，向出口、投资、消费三者相互匹配的方向转型。未来中国经济最终要转到消费需求为主的增长模式过程中。这三个阶段对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影响和经济增长速度影响是不同的，依靠投资推动的国家一般说经济会快速增长；依靠外部需求的经济增长方式增长也会较快，但不确定性较大；消费需求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是相对稳定的，但是速度不会太快。
　　第三是收入分配结构的转型。没有这一点，前面所有的转型都是空中楼阁，不可能实现。收入分配结构调整最重要的是调整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现在我们似乎还没有调，比如说我们今年财政收入增长大幅度超过GDP增长，很难说这正在启动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
　　第四是成本结构的转型，收入水平的提高、货币的升值对生产成本提高有很大影响。粗放型低成本扩张时代在2009年以前是可以的，到2009年以后会慢慢消失。
　　第五是内外需求结构的转型，既要保证内需的增长，又要稳定外部需求。
　　上面这些是我们讲的结构转型的本来含义，要完成这些转型对我们来说非常困难，因为我们是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在不低于8%过程中完成如此复杂的结构转型。但即使困难也可以做到，中国人在这方面越来越具有很好的艺术，需要我们有一个与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与内部结构越来越复杂的这样的现实相匹配的宏观经济政策。所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目前也许以后两三年，应该保持一个中性略松的取向，可能有利于应对包括外部越来越不确定的环境和越来越复杂的内部因素。
　　在这种格局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如何搭配应认真研究。中国宏观政策架构应该说货币政策承担了太多的职能，包括总量扩张和结构调整的职能。我们的财政政策作用非常微弱，很多年中国财政政策只是一个收税的政策，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要加强它的结构调整功能。
　　最后，简单地说一下资本市场的情况。中国商业银行的问题，不能靠自身完成改革，自身找不到出路，必须依靠一个市场化的平台才能找到出路，包括过高的利差收入需要外部力量推动商业银行的改革，这个外部力量就是资本市场（包括债券市场）。中国商业银行之所以有如此高的利差，与我们公司债市场不发达、缺乏一个可以竞争的融资方式有关。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可以有效推动中国金融结构的转型和整个金融体系的改革。中国资本市场上半年是最差的，最近开始慢慢复苏，我认为影响资本市场发展的一些因素正在慢慢消退，现在是看得越来越清楚，前一段时间忧虑大于希望，宏观经济的多变性也在慢慢消除。
　　总体而言，今年下半年资本市场发展应该说会步入到一个恢复期，不会像今年上半年那样突然大幅度下跌。从今年下半年起可能会进入一个恢复性上涨的周期，资本市场的恢复，有利于社会存量财富的增长和中国经济的成长。
　　王元龙（中国银行研究员）：
　　一、当前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两难"
　　今年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结构和管理好通胀预期三者的关系。正如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记者会上指出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讲，是对我们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冲击，而调整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不是一个短期的过程，要做艰苦的努力。我们必须坚持把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结构放在重要位置，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严重性和经济复苏的曲折性都超过了人们的预期，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突出表现为中国宏观调控面临的"两难"问题增多、面临着诸多的两难选择：
　　一是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经济刺激政策是否退出，如果要退出，将如何退出。如果继续实施经济刺激政策，将促使物价水平上升、增加通胀压力；如果实施紧缩的经济政策，又可能造成经济下滑。
　　二是对于收入分配政策的选择。如果扩大消费、要提高消费水平，就需要增加收入、提高工资水平；而工资水平的提高，则增加企业成本，也将加大通胀压力。
　　三是价格改革的选择。当前中国的商品价格、劳动力价格以及资金价格严重扭曲，制约经济发展；但在通胀压力已经存在的情况下，推进价格改革，特别是资源、能源价格改革，必将会进一步增加通胀压力。
　　四是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选择。如果继续加大楼市调控，可能伤害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影响经济增长，使得本已不景气的经济雪上加霜；如果放弃楼市调控政策，又会使得资产泡沫泛起，人民群众不满情绪增加，失去政策公信力，失去民心民意。政策的执行必须在治疗楼市高烧的同时，又不伤及实体经济的两难之间作出抉择。
　　五是人民币汇率政策的选择。人民币汇率政策面临着升值预期不断增加的压力，人民币汇率需不需要升值；如果升值，又如何应对升值后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和冲击。
　　六是外贸政策的选择。上半年中国外贸增长速度超预期反弹，然而高耗能产品出口增长过快、进口价格大幅攀升、劳动力成本上升等问题在严重困扰着外贸的发展，外贸进出口增速下半年将呈高位回落之势。外贸政策也面临着是保增长还是调结构的两难选择。
　　当前宏观调控面临的诸多"两难"问题，从深层次来看，其重要原因就在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滞后和收入结构分配失衡。
　　二、对下半年中国经济趋势的基本判断
　　今年下半年，国内外环境中不确定因素增多，中国经济减速因素也随之增加，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已是必然趋势。
　　从外部环境来看，全球经济复苏的基础仍然比较脆弱，西方主要经济体失业率居高不下、消费依然疲软；欧洲债务危机的负面影响对全球经济复苏带来了较大不确定性，全球各经济体大都面临着巨额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压力，被迫执行紧缩财政的计划，将导致下半年世界经济增速放缓。所有这些因素，都不利于我国外需的回升。从国内情况来看，受刺激政策边际效应递减、基数抬高、库存回补趋于结束等因素的影响，经济增速将会放缓。与此同时，国内企业融资、汇率、用工、原材料等各方面生产经营成本在上升；而节能减排、房地产市场调控、规范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等有利于促进经济长期向好、优化结构的政策，短期内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需求。
　　从总体上来看，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将呈现出"前高后低"的态势，初步判断GDP的增速全年至少是在9%以上，实现平稳较快发展已无悬念；CPI全年可控制在3%左右，管理通胀预期效果较好。然而，在调整经济结构方面的进展不尽人意，依然任重道远。
　　当前，在对下半年中国经济趋势进行判断时、在进行政策抉择时需要特别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难题，归根结底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当前更应如此。中国发展模式的目标是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中国发展模式要求中国必须走出一条符合时代潮流的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之路，主要表现为又好又快发展、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这是政策选择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其次，转变观念、辩证看待GDP与CPI的变化。一是今年GDP增速下降已成定局，实际上GDP增速下降并非不是好事，因为依赖出口和以贷款拉动投资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是不可持续的，高增长带来结构失衡已经到了非要解决不可的时候了，而7%～8%的平均增速可能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较为理想的选择。二是对通胀压力的担忧，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看，5%以下是可容忍的通货膨胀率；从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5%以内是可承受的，可能是较为理想的状况。
　　再次，今年是难得的加快结构调整的好时机。当前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通胀压力趋缓，为加快结构调整创造了较好的宏观环境，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加快推进结构调整，果断出台有利于优化结构的政策。长期以来，对于调结构的理解通常局限于产业结构，这是狭义的调结构。由于中国经济结构失衡涉及众多领域，显然现在进行的调结构是广义的调结构。因此，要根据轻重缓急安排调结构的顺序，从宏观层面来看较为合理的顺序依次为：收入分配结构、消费与储蓄结构、内需与外需结构、产业和区域结构。当然，调整结构不能指望短期完成，要做艰苦的努力，必须把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结构放在重要位置，这是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问题的治本之策。
　　郭田勇（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
　　现在有不少人在讨论经济"二次探底"的说法。"二次探底"这个概念很难辨析，因此不宜于用这个说法。一般认为下半年包括明年，中国会出现经济下滑的情况，我也同意有的专家建议未来货币政策应采取中性偏松的观点。现在对中国经济减速原因分析非常多，至少说明以前依靠固定资产投资拉升经济模式本身出现了问题，因此我们要调整。在房地产调控上，我认为不能因为经济未来有可能出现下滑就放松房地产调控。我认为，房地产调控本身应该是经济结构调整的组成部分。我们主张扩大消费，是希望扩大合理性消费。要让房地产市场能够从以前既有消费，又有投资和投机性的市场，回归到真正的以消费为主的市场。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经济结构变得更为合理。把房地产调控纳入到经济结构调整范畴中，政府就不会因为经济下滑而放松房地产调控。现在的确有人担心下半年经济出现下滑以后，房地产市场调控很有可能会迫于各方压力而放松。
　　易宪容（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就当前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来看，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其它国家，不少问题根源及核心都在于进行无限制信用扩张，企业或个人用这种方式来攫取最大利润。美国次贷危机是这样，最近发生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及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也是如此。既然信用过度扩张成了经济金融生活中的问题，近两年来美国在做的事情就是如何收缩这种信用无限扩张，比如去杠杆化。但是，各国为了保证短期的经济增长，又纷纷采取了量化宽松的政策，形成新一轮的信用过度扩张，只不过所采取的方式不一样。这不仅会导致下一轮金融危机，也是当前世界各国种种问题的根源。
　　所以从短期来看国际金融形势，我认为没有那么多的问题，那么多的不确定，只不过是面对这些东西我们如何来认识。比如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不是一个仅仅用多少钱还是通过另外方式如何救助的问题，而是它的货币政策体系跟国家主权的矛盾引起的必然结果，欧元体系从成立的那天起就存在这种内在矛盾，并非仅是采取短期救助政策可以化解的。欧盟能看到这个问题根源所在，我想他们正要采取一些组织结构调整来化解这些问题。再加上欧盟主要国家德国法国经济强劲，因此，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不会导致未来发生如美国次贷危机式的危机，未来国际经济形势不会出现所谓的二次探底，也不会有太大问题，但会有一些风险和振荡。
　　对于下半年国内经济形势判断，我认为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长不会发生逆转。也就是说，对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虽然第二季度有些指标是有所下调，但根本不是问题。如果我们到下面看看实际情况，哪一家企业不是在努力向前冲的。尽管有些行业面临着产生过剩的问题，要调整结构，但并不会影响下半年经济形势总体上增长。下半年经济增长上行的态势没有太大改变。
　　对于GDP增长的问题，这几年大家有没有好好反思一下，我们GDP为什么每年都会出现要么前高后低，要么前低后高问题？我们应静下来好好反思政策导致的实体经济的波动性。现在有些政府部门最喜欢制造新概念，这些概念听起来很好听，实际上这些概念对经济的解释、对政策的制定，往往起到误导作用，因为这些概念往往把实体经济现象表层化而没有把握到其内在机制。
　　比如说房地产问题，2008年按照既定政策进行下去没有太大问题，当时不少部门也赞成我的观点。结果到美国金融海啸一来，整个房地产政策突然发生巨大逆转。这些政策逆转，是让2009年国内房地产价格上去了，GDP上去了，但实际上2009年房地产泡沫给中国整个经济未来发展制造了许多难以化解的障碍。2009年房地产市场短时间价格快速上升形成房地产泡沫，这是世界绝无仅有的情况，如果不好好治理，会对中国未来经济产生一系列严重的负面影响。
　　这几年房地产市场的问题，并不是价格问题，也不是建多少保障性住房的问题。国内房地产市场已经成了严重制造财富分配不公的财富转移机制。如果房地产市场不调整，怎样改善收入分配制度都没用。由于房地产是一个暴利经营模式，这就使得国内各种资源、人力、资本等都涌入房地产市场，这对其他行业及整个经济来讲，一定会产生巨大的挤出效应。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土地公有，房地产市场价格快速飚升就是短时间内把社会共有财富及资产溢价转移给了个人，即公共财富的"私人化"而不是"社会化"及"均等化"。在这种情况下，它一定会导致未来中国经济、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不平衡，整个社会财富的不平衡，导致整个社会矛盾突出。
　　因此，我认为下半年中国经济总体上没有多少问题。
　　左小蕾（中国银河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欧洲债务危机，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中国PMI数据连续两个月下降，对7月中旬将要发布的二季度的数据相对前期预期较低的判断，中国经济第二次探底和大幅下滑的声音越来越大。全球知名金融机构纷纷调低中国经济增长预测，从上一季度的11%的增长下调到10%、9.8%不等，并且给出不看好中国下半年经济的评论唱衰中国经济。
　　我认为这些分析和判断对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都不是特别准确的描述。
　　首先，什么是二次探底，"底之何处"？是2009年第一季度的6.1%之底，还是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之底？经济大幅下滑，是像2008年那样从上半年10.4%的增长，"滑"到第四季度的6.8%的增长，还是从第一季度11.9%的增长"滑"到潜在增长率的增长？PMI数据连续两个月下滑，是指增长率下降，PMI本身是上涨的，而且在50%的临界线之上，只是增长速度比上个月慢了1.8%。这与2008年11月受危机冲击影响大幅下滑到38%的PMI数据的"底"不是一个概念。PMI增长速度放缓，可能预示第二季度和下半年经济增长相对第一季度11.9%增长的放缓，而不是下降到被危机冲击的6.1%的"底部"。被修改后的10%左右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期"，正是发改委信息中心计算的中国经济现阶段的潜在增长率。经济指标显示的应该是更平稳的经济态势。"二次探底"、"经济下滑"这些与危机相伴的字眼，对正在走出危机、努力稳定经济增长同时致力于结构调整的、面对诸多两难问题的中国经济形势，会产生误导效应。
　　经济指标的变化应该是宏观调控政策效果的显现。
　　不要忘记，年初我们面对的是11.9%的高增长伴随的高通胀预期，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风险膨胀的形势。直到5月初，经济过热，通胀恶化，升值加息仍然还是经济形势分析的主要判断。宏观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和房地产调控的政策陆续出台。半年过去了，经济指标显示经济形势正向调控目标方向变化。
　　首先，经济回到均衡水平上增长。市场预期第二季度经济增长10.0%～10.5%。这是中国经济现阶段的潜在增长率。说明经济增长已经从第一季度11.9%的过高增长，回到均衡的合理的增长水平。
　　其次，成功管理了通胀预期。适时的、针对性很强的数量化货币政策，在提供了保证经济正常运行的20%的M2的增长的基础上，把2009年非常态货币供应造成的过剩流动性灵活地控制在合理的水平，大大缓解了通胀预期，全年通胀水平控制在3%～4%的可承受水平已经是共识。
　　第三，房地产泡沫破灭的风险大幅下降。银行信贷控制、第二套房重新界定、地方政府的卖地财政等政策，有效地遏制了推动房地产泡沫的投机活动，虽然存在与政策的博弈，但是只要调控政策保持稳定，房地产市场一定会向平稳回归。
　　第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得到控制。地方债务的全面清理，控制了地方债务风险的继续膨胀，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像希腊主权债务引发欧洲危机式的、中国版的地方政府债务蔓延引发政府整体债务危机的风险。
　　宏观调控效果非常显著，政策目标基本达到。
　　从全年角度分析，总量增长的三大驱动力都具有一定的确定性，一些指标下滑并不影响2010年全年的10%的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从投资方面分析，去年9.6万亿的新增贷款，实际增长27%，拉动了32%的投资增长，拉动GDP增长8个百分点。今年7.5万亿元的新增贷款加上近两万亿元的表外信贷增长，实际新增贷款的增长率达到24%，完全可以保证25%的投资增长，拉动经济增长超过5个或者6个百分点的增长。
　　从消费方面分析，去年实际消费增长16.7%，拉动经济增长4.5个百分点。我们现阶段的消费增长仍然属于刚性需求推动，所以不会发生大起大落。加上财政今年增加的1000亿元预算资金，主要是支持就业、民生和当期消费的补贴政策，消费增长应该可以保持15%～16%的实际增长，完全可能拉动经济超过4个百分点的增长。内需基本达到10%的增长。
　　从进出口方面分析，今年上半年的进出口形势较去年同期有所改善已经是事实。我们认为，世界经济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国际环境不如年初的估计，但是无论如何应该好过去年的世界经济全面衰退的状态。今年全年的进出口顺差应该转负为正微弱增长，对经济增长产生微弱的边际贡献。
　　何德旭（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客观地说，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金融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管理水平不断提高，运行机制日渐规范，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不仅成功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而且也没有过多地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金融业可以高枕无忧。从短期来看，虽然在资本项目管制和强大的政府支持条件下，我国金融业面临的问题和矛盾并不是十分突出，但着眼于长期，我国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方面却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特别是从防患于未然的角度，构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有效机制已经成为越来越紧迫的任务。
　　我们注意到，在我国现有的金融监管体系下，还没有任何单一金融监管机构拥有监控市场系统性风险所必备的信息与权威，金融监管部门之间在应对威胁金融市场稳定的重大问题时还缺乏必要的沟通与协调机制；由于分业的金融监管体系与混业经营的市场格局相背离，所以分散的监管主体对一些大型、复杂的金融机构的监管效率亟待提高；从金融业全局来看，我们对金融风险的防范手段主要是依靠微观的金融监管，对金融业整体的系统性风险包括综合经营背景下的金融风险的传递，我们还没有找到行之有效的防范或规避手段。一个值得注意的最新的现象是，自2008年底到2009年底，为确保中央提出的"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政策目标的完成，中央银行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09年新增人民币各项贷款9万多亿元。在商业银行巨额信贷投放的背后，贷款集中度问题极为突出，地方融资平台风险不可小视，房地产信贷风险令人担忧，这在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可能主要表现为银行风险的背景下，有必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和警惕。
　　回过头来看，导致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机制的缺失。鉴于此，美国参众两院批准、奥巴马总统已正式签署的最新版本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作为"大萧条"以来最为严厉的金融改革法案，其初衷就在于及时清除"系统性金融风险"，将金融危机扼杀在萌芽之中。虽然这一法案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的目标尚存在疑问，但注重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基本取向无疑是正确的。
　　事实上，我国的相关监管部门已经在某些方面做出了努力。比如，银监会要求商业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核心资本充足率和拨备覆盖率，强化资产负债、表内表外业务和金融体系清算支付系统的监管以及将商业银行交叉持有的次级债进行扣减等措施，就与国际最新的监管思路相吻合，这肯定会有助于防范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显而易见的是，仅有这些是不够的，还必须构建一个更加完善、更加有效的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机制。
　　在我看来，构建这样一个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有效机制，就要建立宏观审慎金融监管框架。也就是说，监管当局有必要从经济活动、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机构行为之间相互关联的角度，从金融体系整体而非单一金融机构角度评估金融体系的风险，注重金融风险相关性的分析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并在此基础上健全金融体系的制度设计和作出政策反应，进而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很显然，宏观审慎监管不是简单地重建监管体制，而是监管理念、监管指标、监管方法和监管体制的进一步完善与统一。具体而言，包括建立一个更为超脱、更加有效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扩大监管范围，加强监管力度，提高监管标准；突出对大型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加快金融监管体系自身的建设；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等。
　　鲁政委（兴业银行（601166）经济学家）：
　　根据上半年的数据情况，我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看法是：探底纵然无忧，下滑仍需关注，尤其需要提防对长期问题的短期化求解造成经济不必要波折。
　　下滑速度偏快。从6月份和第二季度数据来看，最为明显的特征是经济增速下滑过快。从第一季度的11.9%到第二季度的10.3%，下滑幅度达到1.6个百分点。从1999年第四季度以来的数据看，相邻两个季度当季经济同比增速落差超过本次的仅有两次：一次是2003年第二季度，另一次是2008年第四季度。前者是"非典"冲击，后者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所产生的影响。
　　令人担忧的是，当前存在一种极为流行、甚至已经占据主流的观点：无论是第二季度的10.3%，还是上半年的11.1%，整个增速仍然不低，因此我国不应在此基础上继续追求过快的经济增长，而应当容忍经济增速的下降，抓紧时间完成结构调整。
　　然而，我认为，上述所谓的主流观点是具有误导性和极高风险的。首先，上述看法是静态的，缺乏前瞻性。根据经济学理论中的"乘数-加速数原理"，对于经济的初次显著下滑如果不加干预和缓冲，那么，在随后的时间其将会以加速度向下调整，造成经济最终可能超调。因此，当前经济的快速回调，固然是我们主动调控的结果，但对于可能出现的过度下滑风险，也需要保持高度关注。考虑到政策效果的体现往往具有较长时滞，政策必须见事要早，微调要早，否则就可能出现未来的过度下滑。
　　其次，经济增速是否偏高？比起各种拍脑袋给出的所谓"潜在经济增长"，对经济增长更为严谨的确定应该是看失业率是否上升。而2009年即便根据初步核实达到了9.1%的GDP，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仍然相对上年上升了0.2个百分点。按照西方国家确定经济状况的标准，这应该暗示我国经济其实仍处于不景气之中。所以，如果未来经济增速的初步核算数（并假定最终核实数会至少上调1个百分点以上）果真下降至8%以下，对于中国来说将是难以承受的。因此，基于未来经济可能继续下滑，未来增速其实已算不得"追求偏高的经济增速"。
　　第三，关注未来内外因素叠加风险。从国际来看，全球主要国家PMI均已在4月份到顶并进入回落通道，这意味着，下半年全球经济复苏的势头已出现放缓迹象。
　　从国内来讲，除了主动调整下的投资持续回落，消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也在6月份开始出现首次下滑，未来看不到有哪些因素可能使其继续上升；对于外贸，考虑到国内劳动力成本提高、人民币兑欧元大幅升值超过15%、全球主要国家PMI已在4月份到顶并开始下降，到12月份单月出口同比增速悲观预期下可能下降至5%左右，乐观预期下也仅为10%。
　　概言之，下半年很可能出现内外因素叠加态势，最终造成我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均呈减速态势，可能出现拖累经济下滑幅度超预期的情况。
　　特别需要关注的风险：长期问题短期化求解。当前，我们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国内外普遍存在的对长期问题的短期化求解倾向。结构问题是一个长期问题，并不是一两个季度、一两年就可以取得明显成效的。要深刻认识到结构调整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指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既是一场攻坚战，也是一场持久战，必须通过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来推动。
　　短期化求解的副作用。长期问题短期化求解的副作用已经初步出现了，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新能源产业迅速过剩。既然希望快速完成过程，那么，就要短期内快速上规模、上档次。但这些新技术的开发创新需要时间，要速成就只有采取简单的"拿来主义"。结果，各省市区都蜂拥而上引进技术、快速建成并扩张规模。20世纪80年代彩电发展的模式再度在目前中国的新兴产业中上演了。如此操作的最终结果，很可能也会出现当初彩电业的怪圈：产量迅速上升为全球前列，但诸如显像管之类的核心技术，在西方已弃之不用的情况下，我们仍没有掌握。也就是说，在新兴产业上急于求成、拔苗助长的结果，就是导致对创新机制培育的忽视，因而使得长期存在的结构问题积重难返，甚至又添了新问题。
　　

下半年政策从何着力？
　　盛松成：
　　下一阶段货币政策我认为无须做大的调整。由于保增长不再是近期主要矛盾，货币政策将更多关注防通胀。从目前情况看，随着货币信贷增速放缓，通胀预期有所减弱。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回落。因此，虽然今年粮食和农产品（000061）可能因灾减产、价格上扬，但CPI控制在3%左右的难度不大。这意味着，年初确定的货币信贷调控目标应继续坚持。此外，为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上半年国务院出台了严厉调控措施。从目前情况看，由于这些措施主要针对投机性需求，对整个房地产市场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比较有限。我预计，随着投资性需求得到有效控制，房价会稳中略降，成交量恢复正常，市场有望实现"软着陆"。
　　易宪容：
　　在当前形势下，我认为下半年中国经济总体上没有问题。
　　当前对信贷政策收紧或放松争论很大。不少人认为下半年要放松信贷。现在要问的问题是7.5万亿元信贷增长高不高？它是2005年以前的4倍，2007年的2倍多。也就是说，7.5万亿元信贷仍然是宽松的信贷。而且不仅仅银行信贷表内的7.5万亿元这块，还有表外业务，今年银行信托理财就达到2万亿元。如果这样，今年的信贷扩张同样会达到9万多亿元。过度的信贷扩张肯定会出问题。所以我们整个经济面临的困难，仍然是信贷扩张过度，如果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并采取适当的政策一定会导致潜在金融风险。
　　左小蕾：
　　我认为，中国经济的形势呈现低通胀预期低风险的平稳增长态势。
　　要保持这样的平稳均衡增长态势，短期内政策可能作为的事情，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财政政策对民生方面的支持更积极一点。比如加大保障型住房的建设。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土地入股、用保障型住房补偿被征用土地的方式参与保障型住房的建设，鼓励银行制定适合保障型住房购买群体的信贷产品，把保障型住房的价格定在可获得资本平均利润的水平，鼓励开发商参与保障型住房建设，这样既拉动了相关产业链，稳定了因为房地产调控或使经济增长大幅下滑的担心，同时对释放居住需求套住的当期消费支付能力、推动消费增长有积极的意义。
　　第二，货币政策可能会保持现在的动态调整的灵活性。因为流动性基本控制在一个合理范围，通胀预期得到有效控制，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大大提升。我们观察近期货币政策收放自如，张弛有度。货币政策可能会继续密切关注资本流入和货币市场的流动性，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在边际上调整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全年19%至20%的M2增长可能是今年货币政策的实际目标。
　　第三，政策不要受一些机构带着恐慌性表述的"预测"和评论影响。特别是对外国机构的一些评论，不要忽略背后的利益。危机以来，发达经济体陷入危机不能自拔，希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希望和推动中国加大政府投入，推动高增长拉动全球经济。如果中国经济在现阶段10%的均衡增长水平上增长，仍然非常高调唱衰中国经济，则不能不被认为存在刻意推动中国经济更高增长之嫌了。实际上中国是拉不动全球经济的。美国经济占世界经济25%，欧洲占24%，日本占7.5%以上，中国与日本差不多。一个仅占世界经济不到8%的经济体，还不说发达国家不断制造贸易摩擦，中国自身经济复苏屡遭打压，如何能够拉动近60%的庞然大物？
　　如果过多考虑这些带着恐慌性的评论，我们回到应对危机的刺激政策，忽略结构调整的迫切性，可能会加剧中国经济的矛盾，失去结构调整的时机。短期内通胀压力和资产价格泡沫会迅速卷土重来，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会演变成不可救药的经济癌症。中等收入的陷阱可能变成经济增长的坟墓。
　　鲁政委：
　　对于银行业，我个人还是担心银行业下半年可能会存在信贷投放回落的情况，中长期贷款和房地产贷款是银行信贷领域两大重点，比如说北京市刚刚公布的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中长期贷款占比68.6%，加上房地产贷款，占到80%多，信贷集中在这两块上。这样，在中小企业、战略性新兴性产业上，银行实际上存量贷款比例是比较低的。随着固定资产投资压缩和房地产调控，未来银行投放可能会受到抑制，因此银行业如何转型增长，寻找新的投放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房地产市场调控何去何从
　　李连仲：
　　关于房地产问题。房地产业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怎样保持健康发展。宏观调控不是让房地产业崩溃，而是要让房地产业健康发展，要遏制房价过快上涨的势头。对那些投机行为要进行调整。居民需要住房，投机行为把房价炒起来了，老百姓如何承受？发展房地产业在我国具有重要意义。与国际相比，我国城市化水平还是比较低的，目前仅达到46.8%，而发达国家一般都在70%至80%。2050年我们的城市化要达到70%至80%，这就意味着每年有2000万农民进城。要给相当一部分低收入人群提供保障性住房，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农民进城要有房子住，低收入家庭更要有房子住。有房子住不等于要有自有产权。在美国，居民有自有产权房的占69%，而我国有自有产权房的占81%，在这个指标上，低收入水平国家超过了发达国家。普遍收入没有达到那个水平，还非要买自有产权房，于是把几代人的钱集中到一起来买房，这属于超越发展阶段。
　　针对房地产市场出现的问题，国家进行了宏观调控，房地产新政现在开始见效。有专家谈到了房产税。房产税在国外是比较普遍的，但是我们国家有特殊情况，要在普遍调查的基础上研究房产税问题。多买房子就应该交税。房地产商可以拿平均利润，超过平均利润的就要交级差地税。通过两个税种，可以把多买房子的投机行为限制住，房地产商得暴利却不交税这个问题也能解决了。我认为这个思路可以研究探讨。
　　关于当前居民收入问题。目前居民收入增长和GDP增长、财税增长不同步。房价上涨而居民收入没有上涨，老百姓对这个问题很有意见。要研究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现在有的外资企业给工人涨了工资，外企涨工资了，内企要不要涨？我们主张劳动工资的提高和生产力发展要相适应。居民收入增长对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贾康：
　　近期房地产的"调控新政"已收到了较好效果，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受到遏制，一线城市成交量已经开始下降等，这些都值得肯定。但是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不能简单把房价问题概括为所有房地产调控问题。同时需要针对现存体制、机制层面的突出问题，研究如何推出带有"治本"功效的中长期制度建设举措，如住房保有环节的税制建设。建议具体方案不求一步到位，重在先试、先建基本框架。配合事项上，特别应以加强廉租房、长租房（其中包括公共新建房、也包括可引导加入的已建房）这两大项保障轨道上，落实"住有所居"的有效供给，使低收入阶层和收入"夹心层"社会成员吃"定心丸"；并以明确表示房产税改革不涉及居民家庭第一套自有产权住房（或人均标准以下）的信息，给广大民众和中等收入阶层吃定心丸。这两个"定心丸"看来是不可轻视的重要事项。此外，在宣传工作方面应该开明、客观地讨论相关问题，正确引导舆论，消除社会恐惧心理，促成社会大众对这项改革的认同。
　　郭田勇：
　　房地产市场从现有调控效果看，我个人判断还有两个方面没有达到：第一，市场各方对房地产预期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我也经常调研房地产商、商业银行等，大家还是认为未来房价会继续上涨，预期没有发生变化；第二点，我觉得从以前房地产政策看，主要还是一种增量性的调控，而没有对存量进行调控。第二套、第三套房政策都是对增量，对以前巨大的房地产存量，现在看调控不是很充分，很彻底。这样的话，可以引出我们对房地产税收的进一步探讨。是否有必要通过房地产税方式调控？我个人认为是可以考虑的，但是首先要防止房地产税收成为政府新的一种敛财工具，要真正发挥调控功能。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征税上对第二套房以上、第三套房以上征税，对存量的带有投资性、甚至投机性目的的住房进行真正的调控。
　　易宪容：
　　对房地产市场问题，现在讨论的很多，其实根本不需要讨论。比如房价上涨这么快，为什么？去年个人从银行获得的信贷比2008年增加4倍，这些资金大部分都到了房地产市场，从而吹大了房地产泡沫。"国十条"的调控政策，对投机炒作者做了一点限制，住房市场销售就突然下降。这说明国内居住需求并没有那么大，住房市场价格是住房投机炒作者推高的。所以现在房地产市场的问题，我认为其实比大家想象得要大。特别是我们政策假定条件有些问题，这就容易导致对房地产市场的判断进入误区，认为高房价仅是区域性的，是少数几个地方，实际上这种判断对整个政策导向会形成误导。因为仅仅限定为少数地区价格过高要调整，多数地方价格不高、不需要调整，就给多数地方政府一个想象的空间：房价调整跟我没有关系，是其他地区的事。这样判断下来，房地产市场预期就不会改变，市场投机炒作者仍然会认为政府不会把价格打下来，从而捂住手中的房子等价格上升后再卖。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市场价格怎么调？大家说价格不重要，但市场经济下，价格不调还调什么？第二，一些很简单的事情，那么多政策讲得清清楚楚的东西，如限制房地产投机炒作、希望通过信贷政策和税收政策调整，"国十条"的基本原则有了，但是很多地方细则不出台。比如房地产税，现在还在讨论要不要出。按道理讲，房地产交税是天经地义。无论是房地产交易所得税还是物业税都是如此。想想看，我们个人每个月工资一两千块钱，就要交个人所得税。住房交易几十万元、几百万元，其所得很高，反而不交税，这肯定是一个大问题。还有房地产物业税的问题，为什么要交物业税？因为住房之所以有价值，就在于政府提供服务。没有政府的服务，没有政府提供整个城市基础设施，你的住房价值在哪里？物业税要不要交根本就不需要讨论，只不过是如何让物业税更加公平公正的问题。这些问题根源在哪里？还在于政府有没有决心、愿意不愿意下决心对该市场进行调整，并让房地产市场回到它的本性来。

　当前是转方式、调结构的有利时期
　　盛松成：
　　现在是转方式、调结构的有利时机。主要理由有：第一，现在有较大的回旋余地。转方式、调结构必然要牺牲一点经济增长速度。今年GDP增长目标仍然是8%，而按目前趋势预测，全年GDP有望增长10%以上。这样，二者之间有两个百分点左右的缓冲空间，转方式、调结构可以不必太担心保增长问题。第二，银行自身出现了调结构的需要。近几年，银行中长期贷款持续迅速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2009年，全国新增中长期贷款占比超过70%，今年上半年更高达85.5%。无论从流动性还是从安全性考虑，这种情况都已经难以为继。为此，目前许多银行已经主动提出要将中长期贷款占比降至50%左右。一些银行则主动加大了对新兴产业、企业自主创新和中小企业的信贷投放力度。第三，目前的物价形势比较有利。转方式、调结构涉及资源重新配置，需要物价保持平稳。目前，CPI涨幅处于近年来的较低水平，但从中长期看，随着世界经济加快复苏，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势必大幅反弹，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可能都将面临较大的通胀压力。因此，必须紧紧抓住这个可能稍纵即逝的难得机遇。
　　长期以来，我国金融体制始终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滞后。尤其是存款利率仍然受到严格管制，人为形成了较大的存贷款利差。二是金融行政垄断壁垒森严，民营资本被挡在金融服务市场之外。前者形成了价格垄断，而后者的实质是市场垄断。二者相互关联，又相互加强，使我国银行业受到严密保护。而这种保护最终又强化了传统发展方式，加剧了结构失衡，成为我国经济金融发展许多矛盾和问题的根源。
　　最突出的问题是，在价格垄断保护下，银行业只要扩大贷款投放，就可以通过较高的存贷利差而轻松获利，促使银行与企业、地方政府形成了基于粗放发展方式的共同利益格局。在这种格局下，企业和地方政府总是处于资金饥渴状态，银行始终有强烈的信贷扩张冲动，贷款大多数投向大企业和地方政府基建项目，中小企业、"三农"等经济薄弱环节和领域则少有银行问津。2002年至2009年，我国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从13万亿元增加到40万亿元，其中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就达到了7.38万亿元。中长期贷款从不足5万亿元增加到22万亿元，翻了两番多。相比之下，同期名义GDP只增长了不到2倍。由于得到银行的大力支持，大企业和地方政府投资能力不断增强，以投资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而吸收了3/4以上劳动力就业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发展举步维艰，职工收入增长缓慢，消费拉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始终难以形成。
　　因此，下一阶段金融改革应把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打破金融行政垄断作为重要任务。上个世纪90年代末，我国银行业积聚的不良贷款已威胁到金融体系的稳定，降低不良贷款率成为金融改革的重要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客观上需要保持较大存贷利差，以促使银行通过自身利润积累来降低不良贷款率。而目前，我国银行不良贷款率不足2%，处于历史最低水平，继续保持较大存贷利差的历史性因素已不存在。同时，金融市场流动性充足，Shibor（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进一步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具备了条件。为此，应尽快允许存款利率上浮。在具体操作上，可采取分阶段逐步扩大利率上浮幅度的方法，以确保改革平稳有序。可以预见，如果存款利率都由市场决定，二者将更加接近。这将压缩银行的利润空间，深刻影响银行的信贷经营行为和信贷结构，形成转方式、调结构的市场倒逼力量。而打破金融行政垄断，就是要按照中央提出的"着力营造多种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的要求，切实放宽对民营资本金融的市场准入条件，允许民营资本组建社区银行或其他新型中小金融机构，并对民营金融机构采取一系列扶持措施，促进金融普惠制的实现，从而不断扩大金融资源配置和金融服务覆盖的范围。随着金融行政垄断的打破，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必将得到极大缓解，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将得到进一步提升。在此基础上，我国才有可能真正扭转政府主导的、主要依赖投资和出口的增长路径，形成新的可持续的发展阶段模式。
　　郭田勇：
　　首先谈一下刚才专家们说得比较多的利率市场化问题。我想，利率市场化跟金融业开放或者说金融业准入放开的相关性非常强。现在为什么民间资本想进入金融业难，想开银行非常难？我认为，对他们的管制非常严格，与银行业存在利率保护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因为在有利率保护情况之下，银行业的确可以挣大钱，这个行业盈利非常高，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放开所有的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可能会导致全国大量的社会资本、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
　　我同意未来利率应该市场化。现在中央文件也提出要对民间资本开放，要把垄断领域，把包括金融业在内的垄断行业对民间资本开放。但如果银行业开放，民间资本可以办银行，而利率没有市场化，你可以想象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银行业将形成最大的虹吸效应，把社会资本都吸引到银行业，这是个很可怕的情况。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未来从银行业到其他行业，带有垄断性行业要对民间资本开放，首先要在行业内打破垄断，打破价格上、政策上的保护，才有可能对民间资本真正地开放。
　　但是现在中国要利率市场化，又并不具备条件，如果像美国一样，利率市场化充分放开，银行在这个市场赚不到钱，搞交易业务会不会给金融稳定带来影响？从管理层看，会从金融稳定角度考虑，利率市场化不能很大幅度地推进。利率市场化未来怎么做，是放开还是继续保护，还需要认真研究。真正要吸引社会资本进入金融业，应该是放开，放开以后对金融稳定的确又可能形成威胁。

　　如何"区别对待"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夏斌：
　　关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问题：应精细操作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整顿事宜。
　　中国经济在去年全球范围内的率先复苏中，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据初步统计，省、地、县各级地方政府约8000家融资平台，约有7.3万亿元的银行贷款，相当部分由各级地方人大、政府作了"不合法"的担保，现正在清理过程中。清理中，要求各级政府重新落实、追加担保。不能追加的，银行将停止继续贷款。从中国的国情完全可以想到，全国有相当部分的项目贷款，相关地方政府是难以追加担保的（特别是有些项目的贷款付息、担保，是以未来土地收入的不断增加为前提的，而现在房地产又在整顿中，地方收入会相应减少）。其结果，已开工项目的后续贷款被中断，半拉子工程及银行不良贷款将涌现。
　　为此，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整顿，切忌简单化，一定要进一步做好实地调研，真正寻找到尽可能减少引起经济振荡的办法，分类处置，精细操作。可以考虑，在要求各地政府想方设法追加有效担保的同时，调整政策，引导他们用好民间资金充裕的优势，用好市场力量。通过资产置换、债转股、股权转让以及变卖政府在其他金融机构控股的股权等各种方式，妥善处置好担保、还本、付息工作，在做到控制新开工项目的同时，对已开工的项目，尽可能不让其资金链中断。同时，对有条件的地方，按照市场规范操作，在向社会公布独立、健全的财务信息基础上，鼓励发行市政项目债券，筹集建设资金。
　　魏加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副部长）：
　　去年夏季《金融时报》在沈阳召开的研讨会上，我曾就信贷资金大量流向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情况做过提醒。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各方的高度重视，这是好的一面。其实，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从1998年就开始了，但过去主要由作为政策性银行的国家开发银行来提供贷款，虽然也是中长期贷款，但资金来源主要靠发行中长期债券，因此期限容易匹配，风险不大。但是，当2009年后各家商业银行蜂拥而入，纷纷抢占这一市场以后，贷方市场就变成了借方市场，"政府求银行"变成了"银行求政府"，并且出现要么商业银行短存长贷，要么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短借长投，因此风险快速聚集。不仅如此，由于前几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从商业银行拿贷款比较容易，有的地方干脆就把本来可以由民营企业去做的项目拿回来自己做，地方政府需要做什么，就成立一个平台，然后到商业银行贷款，从而对民营资本产生了"挤出效应"。幸运的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中央政府及有关部门就注意到了这个风险，否则按照去年上半年的势头进行下去，要不了几年，中国经济就会出现大的问题。
　　但是另一方面，对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一些相关问题，到现在还没有研究清楚。比如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应当定位在什么领域？我个人认为，应当定位在公共性比较强、收益性比较弱的领域。
　　又比如，国开行的商业化改制，方向到底对不对？我个人认为，国家开发银行应当回归政策性，应当充分发挥它为地方政府平台融资的主导作用。而对于商业银行给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则应当严格加以控制，以避免短存长贷的风险，并引导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更多地流向民营企业。
　　此外，还应当允许地方政府市场化发债，通过资本市场为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同时，通过市场的力量对地方政府的融资行为进行约束。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城市化。现在很多人把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希望寄托在城市化上。而我认为，我们应当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方式，走出一条新型城市化道路。要克服目前这种"重建设、轻管理"，"追求高大新奇，不重视安全、实用"的局面。现在许多人误以为，城市化就是盖高楼大厦，修广场马路；很多城市对洪水、地震等毫不设防，一刮风下雨、地动山摇就变成大灾大难。所以说，城市化首先是人的观念的转变，是人的思想意识的城市化。

　　如何应对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两难"问题
　　王元龙：
　　今年下半年经济政策应当以稳为主。宏观经济调控的主基调是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提高宏观调控的水平，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下半年货币政策操作手段仍应以公开市场操作等数量型工具为主，引导货币信贷合理增长，同时要根据形势变化灵活调整松紧力度。在全球经济发展存在不确定性而中国经济增速趋于平稳的情况下，近期加息的必要性也明显下降。此外，货币政策还应加强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收入政策、就业政策等宏观政策的协调配合。财政支出应当加大在各种社会福利、医疗教育和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投放，不宜保持过多盈余。需要强调的是，要充分发挥税收政策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结构中的重要作用，如对中小企业减少税赋、降低税率，有利于解决很多问题。
　　从国内外形势来看，今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将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因此中国没必要加大政策刺激的力度，这种判断主要基于还有一些能够保持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潜在因素没有完全发挥：一是现有的政策，有些还没有完全落实，如果能够认真落实将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二是今年一些大政策出台，如鼓励民间投资的"新36条"将促进民营经济的大发展、确立今后10年的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即将启动的收入分配改革将从众多方面强力拉动经济增长。
　　收入分配政策的选择。要尽快出台收入分配改革的实质性政策措施，如提高居民收入的实质性政策措施；又如采取减税加薪的措施，适当减轻竞争性企业的税赋为企业增加职工工资创造条件等。
　　推进价格改革。完善体制机制，通过深化改革解决当前的突出矛盾，也为明年乃至更长时期的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奠定基础。抓住有利时机大力推进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在综合考虑企业和居民对物价上涨水平承受能力的前提下，进一步改革资源、土地、环境等方面的税费政策。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使利率这一资金的价格由市场供求来决定，从而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
　　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选择。处理好房地产与宏观经济关系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要房地产开发投资保持一定的增长。当前调控的重点之一就是落实保障性住房计划，强化政策的执行力来干预市场预期。尤其要注重全面落实房地产调控"国十条"的有关政策，增加供给和抑制不合理需求两个方面不可偏废，增加保障性住房和普通商品住房供给这一政策取向是用经济手段平衡未来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的关键举措。房地产必须去泡沫化，泡沫不挤掉将后患无穷，不能打退堂鼓，就算有很多困难也要调，惟此中国经济才能可持续发展。
　　人民币汇率政策的选择。人民币汇率政策面临着来自两方面的严峻挑战，即非理性的人民币升值预期与外汇储备高增长的压力。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不仅要积极应对近期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更要从中长期发展战略的视角来研究和把握人民币汇率问题。破解人民币汇率难题的战略选择是：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与实施积极人民币汇率政策。所谓积极人民币汇率政策，就是指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积极应对人民币汇率政策面临的严峻挑战。要通过汇率水平的调整来适当发挥汇率政策在实现总量平衡、结构调整及经济发展战略转型中的独特作用。
　　外贸政策的选择。下半年，我国外贸政策以稳定为主基调，在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将政策重点落在调整贸易结构上，加快出口增长方式转变。
　　关于金融风险控制。要注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金融风险控制，当前要特别关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对其清理不仅涉及到中国债务风险的问题，更涉及到地方与中央分权体系的有效性问题，因此中央政府应将其作为体系调整的重点和防范金融风险的重点。要及时清查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呆坏账，从财政和金融两方面防范偿债违约风险。
　　关于增强针对性和灵活性。如对资产价格泡沫不能一概而论，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不能一刀切。近年来资产价格泡沫问题颇受关注，在研究深化的同时也存在认识上的偏颇：一是对房地产市场泡沫与股票市场泡沫一概而论，而无视两者的重大差别。二是夸大了股市泡沫的影响。在银行介入股市程度很低、证券化率不高、股票投资在居民金融资产结构中占比偏低、股市财富效应不显著的情况下，股市泡沫的危害远低于房地产市场泡沫。目前中国股市整体泡沫很少，而房地产市场泡沫浓重，因此对资产价格泡沫不能一概而论，股市和房地产市场调控不能一刀切。又如，对地方投融资平台也不能一刀切，要区别对待，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隐患这项工作不能操之过急，要稳步推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整顿工作。

（以上转自中国财经网）
推荐各位股友可以研究一下。

我研究了好几遍 主要我认为 对房地产的控制不应该过分的压抑股市